易地

06年的管落同学在看过一本哲学书后发出“想撞墙吗？与哲学家对话吧”这样的感叹。确实，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就是众多生僻名词与抽象概念的集合体。它们飘渺，无力，跟日常生活隔了不止一个指间的距离。当我打开《沉思录》，当那些沉静朴实的文字映入眼帘的时候，脑中上紧的发条忽然很自然地放松了下来——阅读重新成为了一种自由穿越时空与书中灵魂对话的载体。
  《沉思录》里居住着一个紫色的灵魂，它高贵、忧郁、恬静。近两千年前，当奥勒留皇帝在古罗马帝国边疆军营里的摇曳的烛火下用文字记录下彼时飘过他脑海里的那些念头时，他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两千年间，人们反复将这些文字仔细研读。他也不会想到他最终会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铭记。在他看来,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指引呢？惟有哲学。哲学在褪去罩在它身上的神秘光环之后，其实不难发现，原来那就是一个信念，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的灵魂。
　　每个人都有他的信念。马克•奥勒留尊重宇宙的本性，他看到个体在整个宇宙中的渺小，却也看到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强大。在第二卷一开始，他谈到自己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以及孤僻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曾经或者将要遇上这些人，受他们冒犯，被他们点起胸中的怒火。但是，奥勒留却认为所有人都分享着同样的理智和同样的一分神性——因而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恶强加给他，他于是也不可能迁怒于那些与他同类的人——那样相互反对就是违反本性了，就是自寻烦恼和自我排斥。他总能从恶中望见美善之光，当我们跨越千年通过文字站在奥勒留皇帝面前，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如此地贪心、如此地易怒、如此地不懂得仁慈的力量。
　　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住自己的信念。在你小的时候，你一定也曾定义自己将要成为的那种人。时光荏苒，若不是多年后偶然提及，你大概都要忘记了自己曾经有那样一个期望。当我们发现白面包比白开水更能填饱肚子，当我们发现金钱比理想更容易获得现实的安逸，当我们发现享受比克制更容易获得生理上的愉悦，当我们发现世界上所有人都向一个方向走而且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犹豫之后最后也追随了其他人的步伐，慌乱的，急促的。
　　——我们没有自己的哲学。
　　——它被我们遗落在时间缝隙里。
　　卡夫卡说，乌鸦们宣称，只要一只乌鸦就可以毁掉整个天空。这话无可质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无能为力。我们之中的许多，就是这样一只只乌鸦，急着向别人向世界证明自己，发出一声声嘶哑的叫声，却鲜有时间留给自己去领悟沉默的力量。
　　不沉则无以思从。而思考让我们记得曾经有过的信念，让我们积攒自己对哲学的思考。
　　而我们需要这样一本有着高贵灵魂的书，让我们在翻开的那一刻就开始明白活着该有的一种绝对——要么做点事，要么闭上嘴。

  早上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看到各大媒体都相继报道了3月28日晚上8：30至9：30分的“地球一小时”。几天前，学校某组织在校道上发起了响应该活动的集体签名。看着满满两横幅的签名，我以为当晚的校园会因为集体自发的熄灯而展现一种黯淡的美丽。

事实上，当我在8点30分走出黑暗的宿舍的时候，雨幕下的大学城还是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只有零星几个宿舍用黑暗的沉默来回应周围的光亮。有两个女孩子在对面楼层大声喊了几声“关灯啦关灯啦”，声音清澈稚嫩，带着一种熟悉的急切。又有几间宿舍熄了灯火。几分钟后，整栋宿舍楼又在雨声中安静了下来。

当晚在Q群里讨论关与不关灯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了这条关于“关灯阴谋论”的信息。

同志们，最近美国所谓的环保组织发起“地球一小时”的关灯活动，大家千万别响应啊，因为2009年3月28日晚上8：30——9：30正好是中央电视1台并机在全球播出的庆祝西藏民主解放五十周年纪念晚会，很明显，这个时候，所谓的环保分子发起的“地球一小时”，阴谋大家可想而知，“地球一小时”这个活动，为什么这次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而且为什么是中央电台公布的这个晚会后，才在中国传播？时间真那么巧合吗？

事实上，只要稍微google或者百度一下，就能发现这段消息错漏百出——

1.           “地球一小时”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的一个活动，至今已经开展了3年。这活动与央视的晚会孰先孰后显而易见吧？

2.           世界自然基金会也不是“美国所谓的环保组织”，它1961年9月11日成立于瑞士的莫尔各斯（Morges），是世界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在全球拥有470万支持者以及一个在96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早在1980年，WWF就正式来到中国，它的标识还是中国的国宝熊猫。就算有人要怀疑它存在的政治意义，矛头首先指向的怎么也轮不到美国吧？

3.           “地球一小时”提倡的是关灯，又不是关电视。如果你是个铁杆的央视粉丝，你大可以不选择人们推荐的烛光晚餐和草地谈心，抱着你家电视去欣赏几个小时的歌舞升平。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

然而，这样经不起推敲的言论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个Q群、各个论坛传播开了。复制、粘贴、发送，在网络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发布者，信息从没有像现在这般廉价、这般纷杂过。可是在多元时代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从不缺少获取资讯途径的这一代，却慢慢地丧失了辨别、分析信息的能力。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懒得去求证什么了。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在那里，我们不用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网络更能勾起人类的表演欲，越是标新立异的言论、越是能引起人群某种情绪的行为越能在这个平台上赚取足够的点击率和关注度。否则，如何有那么多的雷人雷事争先上演？

我们无法查证这段消息的出处，我宁愿相信第一个说出这段话的人并不是有意把“地球一小时”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与政治联系起来。要知道，去年这个时候，对着全球媒体大声嘶喊那一句“不要把简单的事件政治化”的，正是我们的国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崛起的、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民，总不至于蠢到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

也有人认为环保重在平时的点滴实践，“关灯一小时”这样的活动只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闹剧。有趣的是，在昨晚的活动中，几个平日里就注意节能节水的同学早早地就关了灯——反正一贯如此，响应一个小时又有何难？而那些顽强地用行动捍卫光明的同学却往往出门后还需要室友顺手关掉桌上的台灯。如果真的对环保有益，有多少有心人会在意它是一种形式呢？而是不是，那些无法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的人更容易高声抗议所谓的形式主义而忽略了这些活动起到的尽管细微但是真实存在着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总不断地听到人们在呼吁保护环境。环保是什么呢，环保需要人们做什么呢？这真是一个大概念。大概念就像一顶闲置的华丽的大帽子，好像大风雨的时候都可以拿来遮风挡雨。可真到暴风雨的时候，你发现这帽子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戴动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其实，一个人能为改善周围环境做的事情小到不值一提——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随手关紧水龙头、用节能灯泡、把空调控制在26度，当然也包括随手关灯。环保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就有了很大的可行性。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只需要在做与不做之间而不是做得到做不到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关灯么？

我也是很忽然地才记起，原来我有过这样一段时光：

早上5点多的时候在小阳台小声地背诵课文，数学不做题也经常100分。

穿一身红色的运动服跑步，跟着张大小姐从新二巷跑到村头的篮球场再从围楼那边绕回家。

很冷很冷的冬天，和小伙伴们在老屋前面的田里烧牛粪、烤番薯。

喜欢背个茶篓去陈屋后采茶。以为最嫩的芽尖儿是最好的，总是采芽儿被所有的大人说是一傻瓜。

看白蛇传，以为只要像赵雅芝和叶童那样躺同一张床，女人就会怀上小孩。

在正对校门的那栋新教学楼上课的时候，一下课就到三楼的禁地去发呆。

小学六年级，用了整整6个小时终于第一次爬上屋后的那座大山。我至今仍恍惚地以为那是我离天最近的时候，山下的人们渺小得如同蝼蚁。

那一年，我头一次那样完整地看到一整片村外的世界，看到外面世界的美好。

那一年之后，我去了镇中心、县城、省城、首都，看过了许多美景，用相机定格了许多回忆。

我已经很自然地把回深圳称为回家，我也能够准确搭乘公车去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却再没有能在一个地方用上与那一年之前等量的时光。

我曾跟老张谈到我对未来的焦虑，难以在城市寻到一寸安身之地，难以为他打一壶他爱的好酒，诸如此类。他却笑笑说，他想念屋后的那一片老茶田，那几棵新龙眼树。

我想啊，也许有一天，你在你不尽熟悉的一个叫新丰镇的地方遇上一个穿着拖鞋散乱着头发背个茶娄准备去田里的黑黑瘦瘦笑起来露出一口惨白的牙齿的女人，她轻易地叫出了你的名字，你能不能不要显得那么诧异，那可能是许久后的我。

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拥有许多迥然不同的旧时光。

2007年12月 中心湖郭塱村 晒菜荠。海鸥胶卷相机+ f2.0 50mm镜头拍摄。

第一节CECL课，唐MM让我们分析自个儿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写在纸上交给她。不知道，当时班上其它人是怎样的感觉，反正我很难受，在匆匆写了一句“我不懂经济学”之后落荒而逃。

大一时，我不断地问自己“大学究竟学什么”。而表哥把广工炒掉的时候，我一面指责他太过冲动一面为他的勇敢生生不息地激动不已。

好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罗列一下我所学过的专业课程——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史、摄影技艺、图像新闻学、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传媒解析、网络传播，这学期正在学的，是新闻编辑、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介心理学、新闻发言人研究、新闻英语听力、英语报刊选读（新闻编译）。当然，作为一个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Major下个月还要考tem-4的学生，还有永远上不完搞不掂的英语。

在我列了这么长一串名词之后，你大概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含金量相当高，而未来一片光明。

这种感觉是时常有的。比如胡哥跟我们说要以人为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可是书记的话刚说完，大学城交通管理部门就把各个高校从生活区到教学区的人行道给封了。理由是要以人为本，保证学生上下课安全。走在广外那整整耗掉了两千万大洋的隧道里，我不能不感叹这“本”的重量。《红楼梦》里，贾芸靠着十几两银子，打通了王熙凤的关节，拿到了大观园部分绿化工程项目，最后不仅还掉了倪二的贷款，还把早期的投资（给凤姐的贿赂）数倍的收了回来。现在经过华工，还能看到人们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人行天桥，拉铁丝网。嗯，工程仍在继续，省市GDP会增长，部分人民的腰包会更鼓，你能说这样不好么？

OK，扯回那个让我相当难过的自我评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在某天看到小鹣和阿博在群上关于微观经济学中价格变动的讨论。那些陌生的名词，毫不留情的暴露了我的无知与恐慌。于是，上个星期，我做了一件当即后悔的事——去旁听东霞的宏观经济学。我在那个节奏很慢的老师演算三部门经济收入恒等式的时候开始不意外地睡得一塌糊涂。醒来时，那个班的同学们正就中国人的消费观相继发言。首先——然后——最后，第一——第二——第三，稳重的台风、恰到好处的手势，看似有条理的冗长的夸夸其谈，不消说，那些发言的必定是我们学院的高才们了。我很认真地听着发言，期待能从中获得些许营养。遗憾的是，我听到到的永远是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空洞表述那些没有必要拿上台面的陈词滥调。而在那半小时的讨论中，没有任何其他学院的人站起来。

那气氛是很熟悉的。在我现在的班级里，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数来数去也就是那几个。有人话很多，说得很大声，说得很流利。可是，语言再美，它也只是一种载体。遗憾的是，我只看到一艘华丽的船，满载着狂妄和虚无。印象中，整个班一起说话，是上学期院长要我们在期末前交给他一篇深度报道还有这学期学术部要我们班级内部选出一个小组去参加学院的读书报告会。当时我听到的话却是“就要期末考试了啊！”“我们马上要考专四了啊！”

我是愤怒的。最能体现一个记者的能力的深度报道写作，老师居然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教，那作业的完成要求也是形式大于内容。

我是不情愿的。阅读是一件多么私人的事，却总有人逼着把那些细微的感动与思考用华丽的言辞在众人面前展出。

施拉姆在1942年预言：新闻学院所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激动了好一会儿。之后却只能幽幽地加了一句“But not in GDUFS”.

我仍在竭力地掩饰着我对这个专业这个学校或者归根到底是对自己的失望。而当我把这种不满说出口，招来的却仍是他人的不解甚至是误解。自命清高，不自知不满足，诸如此类。我甚少有勇气用文字批评别人，因为一经发布，这些言论就有了不可抹除的确定性以及扩散传播的可能性。而我不敢相信，我缺乏逻辑的表达能让正在看着文章的人百分之百的理解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霸王别姬》里，关师父教给程蝶衣的第一句话是“人啊，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虽然菜刀很早以前便说，新闻其实压根儿就不能算个专业，但我们也都明白，从来没有烂专业没有烂学校只有不思进取的学生。可是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很多很积极很上进的孩子。他们很忙，忙着班里院里校里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活动，他们也认真地上课听讲做题考试，他们善良，让人心疼。

像《The reader》里的汉娜，温柔，单纯，倔强还有让人无法忽略的母性。可是这样广受好评的好人，在二战里却成为了纳粹的帮凶，几百人的生命在她与同事手中化为灰烬。在她眼里，当集中营的看守与当电车上的售票员一样，都只是一种工作。有人说这是因为她文盲，她无知。可是回看二战历史你会发现，无知的让人利用的远不只有那些汉娜，还有许许多多的有文化有学识的律师、学者、军人。就像我们很难相信文革期间人们的疯狂一样，那些历史曾是血淋淋的事实，它真实地存在着。

而你永远不知道，集体无意识会把你带去怎样的境地。

有人用鲁迅的四本书来形容大学四年——大一，《彷徨》；大二，《呐喊》；大三，《伤逝》；大四，《朝花夕拾》。自负如我也得承认，这话写得太过贴切，不容我们不相信。我们是只是众多凡人之一，前人走过的路，我们还在走。

虽然作为一个不懂数学不懂经济的不靠谱的文科生，我有幸享受了文理3：7的招生比例，不幸地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的社会主义蛀虫，我还是很欣慰，自己是一个有EQ也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个体。当各种人潮各种思潮涌来，至少还能停在原地，然后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盲目跟着人流走，也没有在理想破灭现实困顿中找栋高楼跳下。

写到最后，留一个最简单的脑筋急转弯——猪的前面有一堵墙，可是猪还是奔跑着冲上去撞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大园你不许说答案）

原来，俯拍的照片真的会给人很压抑的感觉。

然后，其实，你觉得这个站着的木头人和它脚下的千百个同伴们真有什么不一样么？